一、
日本戰後的女性形象與性別角色，與當時的家庭型態脫不了關係，而現代家庭誕生自現代社會──Emiko檢視日本與東亞社會，如何以自己的步調和時程，受到現代性這個西方中心的概念影響。
西方社會的現代性，被兩次人口學結構的轉變切出不同階段──「第一現代性」（First Modernity）的基礎，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，由「高出生、高死亡率」到「低出生、低死亡率」的人口結構變化。與此同時誕生的「現代家庭」，是與公共領域隔絕的緊密單位；「男主外，女主內」的性別分工也隨之出現。同時，父母開始將更多的愛與資源集中（child-centeredness），使他們不再能負擔像以往那麼多的子女。而降低的死亡率，也提供了可預期的生涯發展與更長久的家庭生活──現代家庭成為現代社會標誌性的基本單位，以及個體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。
第一次人口結構轉變，為西方社會帶來一段穩定的「短二十世紀」（The short 20th century），夾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與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、兩次女性主義浪潮，以及隨之而來的第二次人口結構轉變之間。
而1970年代後發生的第二次人口結構轉變，主要特徵除了生育率再次下降，同時更伴隨了離婚率的上升。「第二現代性」（Second Modernity）因此迎來了家庭結構的轉變：婚／家不再是社會中必然的組成單位，而回歸到個體的人生選擇。親密關係（intimacy）取代了對家庭生活（domesticity）的強調；非婚生子女比例的上升以及各種同居型態的出現，反映出第二現代性中對「成家」、共同生活的多元想像。
同時，在第一現代性中標誌出「現代家庭」的性別分工也不再明顯：以往標示出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典型「M型曲線」[1]消失，男女雙方的勞動參與率逐漸趨同。除了意識型態的推動，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也不容忽視：1973年能源危機造成求職不易，出於經濟需求，男女都必須外出工作；而較早邁入現代性的西方社會，為了填補現代社會高齡化下的勞力空缺，也開始號召女性投入勞動市場。
除了出於經濟需求的轉型，第二現代性的社會型態也迎來改變。定義出（第一）現代性之雛形的黑格爾，曾劃分出三種道德社群：家庭、市民社會與國家。而伴隨第二現代性，市民社會一方面向內擴張，突破了以往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」的私領域壁壘，讓個體重回公領域、進而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；另一方面也向外突破，以國際市場和強國政治權力的全球投射等形式，打破過往分明的民族國家疆界──這一內一外的擴張，就是標誌第二現代性的「個體化」（individualization）與「全球化」（globalization）。
「性解放經常是以一種群體夢想的方式呈現，事實上它是歷史朝向個人主義進程的中的一環。正如同『夫婦』這個美麗的字眼所代表的，夫婦與家庭是自由主義社會中原始團體思想最後的一座堡壘，性解放的結果就是這座堡壘的滅亡，劃分個人與大眾最後的一條界線。」──Michel Houellebecq《無愛繁殖》
總結來說：預設每個社會成員都會進入婚姻，從而讓「家庭成為社會基本單位」，來自第一現代性。第一現代性下的現代家庭，特徵是公私領域分明下的性別分工（女性的「主婦化」housewifization），以及資源集中、子女數量減少後的核心家庭型態（nuclear family）。而進入第二現代性後，曾經由單一家庭型態構成的壁壘消失，個體與公眾間的界線消亡，卻也得以探索更多元的「成家」形式。在意識形態與社會經濟因素的推波助瀾下，女性也開始重回勞動市場（「去主婦化」de-housewifization）。
──而上述是西方社會的狀況。那麼，亞洲呢？
亞洲如何受到現代性的影響──同樣從兩次人口學結構轉變的角度來看，日本、以及其他亞洲國家，都經歷了與歐美不同的現代性。日本的第一次人口結構轉變遲至戰後1950年代才開始，兩次人口學結構轉變之間的穩定期，日本只享受了短短二十年，便在1970年代進入第二次人口學結構變化。
而其他的亞洲社會，雖然又比日本更晚、在1960到1980年代之間才開始經歷出生率下降，那條下墜線卻再也沒有停過了──未曾經歷歐美與日本走過的穩定期，許多亞洲社會甚至一路衝進了二十一世紀的超低生育率（ultra-low fertility）。
這是亞洲版本的「現代性」：亞洲國家在短時間內，加速走過歐美持續了百年的現代化過程，這被南韓社會學家Chang Kyung-sup稱作「壓縮的現代性」（compressed modernity）。而日本走過的路與歐美相仿、每一段的持續時間卻短上許多，則成了Emiko所謂「半壓縮的現代性」（semi-compressed modernity）。
──而從「半壓縮的現代性」中誕生的，就是日本的戰後家庭。
二、
日本的戰後家庭，便是日本社會接受現代性洗禮後誕生的現代家庭型態，其基本特徵因此和西方社會的現代家庭十分類似：女性的主婦化、出生率下降……然而，日本社會對「家」的想像，來自更早以前。
家庭是日本社會建構自我認同的重要核心──曾一度流行的「家社会論」認為：堅實的家庭觀不只為社會提供了穩定的基礎，更是1980年代日本經濟起飛背後、獨一無二的文化根源。而佔據日本人心頭的家，性質與起源卻不屬於現代家庭（modern family）。Emiko透過歷史人口學的研究，就是要點出讓日本人留下統一印象、標準化的「家」（ie）從何而來、本質又如何。
相較於主流的兩種論述，認為「家」起源於17世紀（德川幕府前期）或19世紀末（明治維新後），Emiko主張：日本的「家」誕生於18世紀末（德川幕府末期）到19世紀前半（明治維新前）；相較於主張明治維新催生了日本的傳統家庭，Emiko認為德川幕府末期出現的家庭型態變化，影響了明治維新，為日本的現代化與民族國家誕生鋪路。
而Emiko的主張，來自她透過歷史人口學發現：日本社會認知中的「家」，其人口學特徵變化，出現在上述時期。
──也正是因為Emiko的歷史人口學研究，勾勒了歷史上真正的「家」到底有哪些人口學特徵，她得以點出：「家」，並非一直以來都是日本社會魂牽夢縈的版本；傳統家庭的所謂「傳統」，是被建構出來的。
以下是一些日本社會認知中，傳統家庭的特徵，以及Emiko實際上發現的人口學特徵：
（一）「日本家庭都可以傳承百年以上？」：世代を超えた永続性
實際上：以往能存在百年以上的家庭很少。直到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，能存續五十年以上的家庭數量才開始持續增加。
（二）「日本家庭一直以來都是長子繼承？」：単独相続（長子相続が主流）
實際上：日本不像中國那樣強調血緣的傳承，對繼承人的需求主要來自對家業的繼承，更貼近某種經營觀。「長子繼承制」與相應的stem family型態，也是直到德川幕府末期才被強化。
人口學資料指出：德川幕府末期，長子之外的兒子之所以離家，自行成家（branching）的比例大幅下降，入贅或被領養的比例則大幅上升──換言之，需要找個兒子當繼承人的家庭變多了，哪怕得招贅或領養。
（三）「stem family才是日本家庭的主流？」：直系家族世帯
“stem family”這種家庭型態，主要特徵為：長子為了繼承家業，在成家生子後依然與父母同住；這樣的家庭型態同時強調家戶長（household head，通常是祖父）的角色。
而實際上，stem family從不是日本主流的家庭型態（根據地區人口學資料，在中央地區和西九州尤其不是）。stem family在十九世紀中後期，才逐漸成為日本人印象中「家」的模樣；這樣的變化，則可從兩項人口學資料看出：「家庭平均人口數」與「人口統計時『描述家庭成員的角度』」。
直到十九世紀中期，日本家庭的平均人口數，才逐漸從核心家庭的3人，上升到stem family的5、6人。而反映這項變化的是：此前人口統計時，小家庭裡的成員習慣以彼此間的關係互相稱呼；這樣的稱呼方式在後來轉而強調「該成員相對於家戶長的關係」──畢竟stem family相當重視家戶長的角色。
（四）「日本家庭都很慎終追遠？」：先祖祭祀
實際上，日本家庭曾出現家庭成員彼此隸屬不同寺廟的情況（「半壇家」）。直到18世紀政府為了行政效率，下令一家只能隸屬一間寺廟，一家共同祭祀一個祖先的情況才出現。
（五）「日本家庭都是男性當家作主？」：家父長的権威
實際上，日本各地都有女性家主──其比例的差異（中央地區：35%、東北：11%、西九州：21%）也反映出「家」的標準化前，各地的家庭型態其實五花八門。
另一方面，延續上述對家父長／長子繼承制的討論，根據Emiko散落不同課堂中的線索，日本曾是更貼近雙系親族（bilateral kinship system）的社會──父母雙方的家族同樣受到重視，兒女也因此享有同等的繼承權，相對於只強調父親家族、因此只賦予兒子繼承權的父系（patrilineal）社會。
父系（patrilineal）與雙系（bilateral）社會的繼承權差異，也直接反映在兩性關係上──父系社會中，女性的身體／性自主高度受制於居主導地位的男性，因而出現貞節牌坊、「烈女不更二夫」等對於貞操或改嫁的道德枷鎖。而從德川幕府時期的人口學資料，能夠看出雙系社會的男女之間沒有從屬關係、相對平等。在統一化的「家」出現前，東北地區的人口早婚，也因此在後來離婚的比例也高；而出於生產力的考量，透過再婚重新整合勞動力也是稀鬆平常。相較之下，西九州的低離婚率來自普遍晚婚，但由於頻繁的婚前性行為（夜這い）──為了在婚前證明生育能力──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偏高，其社會地位也不如今日想像地背負汙名；在Emiko一篇口述史的研究中，為了回應長子繼承制日益增加的需求，曾出現私生子繼承家業的故事。
上述作為雙系社會的日本，是日後受到位居亞洲文明中心的父系社會──中國──影響，才在制度與意識形態上逐漸走向父系社會。而與中國同為亞洲文明中心的父系社會，還有印度與西亞伊斯蘭社會。
總結來說：日本各地曾有多元的家庭型態，在雙系社會的框架下，發展出對（女性）性自主、離婚再婚與非婚生子女不帶汙名的務實價值觀。直到明治維新前，統一化的「家」才逐漸成形──長子繼承同時三代同居、圍繞著家父長的日本「傳統家庭」，才開始根植日本人心中。
──那麼，上述長期被認為是日本社會根基的「家」，與戰後的「現代家庭」之間，又經歷了哪些改變呢？
三、
日本從傳統的「家」過渡到戰後家庭的過程，必須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。在迎來1950年代第一次人口學結構轉變的生育率下降前，日本在1925到1949年間經歷了所謂「多產少死世代」：高出生、低死亡率。照慣例留下來繼承stem family的長子，如今有了大量外出成家的兄弟姊妹──他們組成的是生育率下降後的核心家庭，讓日本核心家庭的比例從1960年代開始一路上升。另一方面，這個世代也打造出強大的親族網絡（kin network），讓兄弟姊妹家族間的互助，成為戰後日本社會堅實的核心力量。
緊接在「多產少死世代」後，日本在戰後迎來的生育率下降，被Emiko稱為「二人っ子化」（two-child revolution）：每個家庭的平均出生人數降到兩人。同時發生的，還有Emiko所謂「再生產平等主義」（reproductive egalitarianism）：回顧德川幕府時期的人口學資料，會發現除了前述離婚／再婚、非婚生子女的比例都高於現代之外，還有相當比例的人終生未曾組建家庭──一定要成家終究是個伴隨現代性而來的概念。所謂「再生產平等主義」，便是日本社會期待每個成員，都要在特定的年齡步入婚家、進而生育後代──或許不用像從前生得那麼多，卻也無法像從前一樣，選擇不生了。
這樣的「平等主義」，在戰後為整代日本人打造出相似的家庭景色──
「我出生於一九五一年的一月四日，也就是二十世紀後半段的第一年的第一個月的第一星期。
……
一般的家庭總有兩個或三個小孩。那是我所居住的世界裡，平均的兒女人數……有六個或七個孩子的家庭固然稀少，但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就更稀奇了。」──村上春樹《國境之南，太陽之西》
如此統一的現代家庭景色，也大大影響了戰後日本社會的女性形象與性別角色。Emiko曾在其1997年的研究中，分析戰後不同時期日本雜誌中的女性形象，以檢視該時期日本社會對性別角色的想像。而Emiko將她的分析分為三個階段──
第一階段（1945–1965）：主婦的誕生、「性感」的白人──《主婦之友》
日本雜誌中的女性形象，曾在戰後短暫透出自由氣息，服裝與姿態都更為活潑奔放。直到1955年，隨著日本經濟開始復甦、戰後家庭逐漸成形，「主婦」此一性別分工下的角色，也正式透過大眾傳播的圖像誕生：儀態更為拘謹、優雅與自制，從「戰後（活潑）的女兒」成長為「得體（decent）的少婦」。
與此同時，美國在戰後對日本的經濟援助，也夾帶文化輸出：性感魅惑的女性形象。而這也讓戰前便已存在的二元審美觀延續至戰後：強調官能美的西方女性，以及強調健康形象的日本女性。上述日本戰敗後受美國接管／援助下形成的性別形象，也影響了日本女性（及男性）看待自身（性別）形象的方式。
第二階段（1958–1975）：單身工作女性、性解放？──《女性自身》
Emiko劃分出的第二階段，便是日本在第一與第二現代性、兩次人口學結構轉變之間的穩定期：從廢墟中復甦成長的經濟，以及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戰後家庭。「主婦化」的性別分工觀點，以及相應的M形曲線已然確立；《女性自身》等在這個階段蓬勃發展的週刊雜誌，鎖定的客群為都市通勤族的單身工作女性（BG, Business Girls），儘管她們本質上仍被視為「主婦予備軍」：工作一段時間後進入婚家並生養後代，仍是社會的、乃至被她們內化的期待。
有了上述對戰後家庭的認識，我們才能正確理解日本社會如何回應1968年以降、從西方流入的性解放浪潮。法國五月學潮與性解放運動，確實讓日本大眾傳媒圖像中的女性形象出現變化：帶有情慾意味的西方拍照姿勢隔著二十年的時差傳入日本。然而，第一階段提及的二元審美觀仍舊存在：只有白人女性能與性感掛勾，變相使得日本女性與性感「絕緣」──這個階段的日本女性，如果想展現性感，得先透過妝容或服飾「偽裝」成白人女性。而那樣的偽裝中仍透露上述性別形象的二元性：廣告中不時出現穿著裸露西方服裝、肢體語言卻仍舊僵硬拘謹的日本女性。
而這個階段的日本女性之所以要展現性感，也是將其視為吸引伴侶、進入婚家的策略──「家庭」在日本社會展現出的強大影響力，讓Emiko在課堂上拋出疑問：什麼才是真正的解放？性自主與自我物化間亙古的兩難：在進入婚家這樣鋪天蓋地的社會期待下，展現性感究竟是凸顯了女性的自主性，還是為了回應外在期待、提升自己在婚配市場上的可欲性，反而陷入自我物化？
日本女性要偽裝成白人女性，也是因為當時婚配市場的另一半──日本男人認為白人女性是可欲的。除了前述二元審美觀的影響，Emiko研究1960、70年代同樣蓬勃的男性週刊，發現其中不乏日本男性渴望與白人女性平起平坐、甚至受其仰慕的圖像──Emiko認為，這是為了彌補日本戰敗後的國族自卑感：在戰場上被美國男人擊敗的日本男人，只能透過征服白人女性來扳回一城。
總結來說：在「成家」強大的壓力之下，日本社會經歷的性解放，不僅沒有像西方社會那樣「毀家滅婚」，反而強化了家庭框架下的性別角色：日本女性透過模仿白人女性所實踐的「性感」，回應並內化了日本男性的渴望，讓自己成為一個更適宜的成家對象──Emiko在研究中指出：在1972年日本迎來女性解放運動高峰的前後，卻也是全職家庭主婦比例最高的一段時期。
第三階段（1970–1990）：「少女」、亞洲的反撲──《non-no》
Emiko所區分的第三階段，銜接上了日本的第二次人口學結構轉型──儘管1960、70年代根深蒂固的家庭觀與蓬勃的家庭生活，讓進入1980年代的日本社會，尚未體認到家庭結構的改變。無論大眾媒體是否嗅到了即將伴隨第二現代性而來的「去主婦化」，包括《non-no》在內的雜誌，開始呈現主婦以外、更多元的女性形象。
多元形象──從戰後便被常態化的「主婦」、以及相應為了成家而呈現性化／物化的女性形象，在這個階段開始鬆動。女性（性）吸引力的展演，開始與成家這個目的脫鉤；許多不必然為了回應男性凝視或想像的裝扮，也開始出現在大眾媒體的圖像中──如強調肌肉線條、運動能力的女性。
而在1980年代多元的女性形象中，最顯著的便是「少女」。與年齡脫鉤、作為一種文化符碼的「少女」，不用背負社會對「女人」的期待，因此反而能夠盡情嘗試各種風格乃至人生選擇的可能；在性別意識尚未完全啟蒙的80年代，「少女」在日本社會面前的豁免權，不啻一種靈巧的逃逸路線。這樣的「少女」也在日後和「可愛い」一起，成為世界認識日本的重要文化符碼──不知道李維菁筆下的「少女學」，是否也曾受到80年代的日本影響？
與此同時，日本社會與西方之間的關係也迎來變化。1980年代日本的經濟成功傲視全球，減輕了日本社會在西方國家面前的自卑感。以往雜誌中佔據畫面中心並享有人數優勢的白人臉孔，開始和混血（halfs）、乃至東方面容平分秋色。日本女性開始意識到：自己不用妝點得像白人女性，也能有吸引力──資生堂等日本美妝品牌，開始推出更適合亞洲人膚色的眼影；日本女性終於能夠自信地「像個日本人」了。
總結來說：上述三個階段，戰後日本雜誌中的女性形象，始終圍繞著一內一外兩個因素：現代家庭，以及與他者（西方、美國）關係中發展出的國族認同。日本戰後家庭在1950年代第一次人口學結構轉變後，創造出牢固的性別分工觀念與相應的「主婦」形象。而日本在戰後面對美國的接管／援助，戰前就存在的二元審美觀在國族自卑感的推波助瀾下，將白人女性視為性化的對象；被認定與性吸引力無關、卻又背負社會期待的「主婦予備軍」們，只得將自己偽裝成白人女性。
這一內一外的兩個因素，都在1980年代開始鬆動──迎來第二次人口學結構變化的80年代日本社會，「去主婦化」讓M型曲線的峰頂谷底落差不再那麼顯著；進入婚家不再必然，日本的「少女」們開始了她們的逃逸。而80年代日本的經濟成就，讓日本得以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同時，卻也讓他們忽略日本社會的家庭／人口結構，早已悄悄改變──而關於80年代後日本面對的人口轉型、照護議題，就留待筆記的下篇再論吧。
2/24的課程結束前，台大社會與社工系館四樓會議室，以為台灣會很溫暖所以只帶了輕裝卻一頭撞上寒流的Emiko老師，問了大家這個問題：所以，台灣女性的形象是什麼呢？她用來做教材的研究止於1997年，對她來說，日本的女性形象或許還停留在「少女」。而她也好奇：台灣的女性形象又是什麼呢？
──對台灣社會來說，身為女性是什麼意思；而對台灣女性來說，成為自己，又代表什麼呢？
註釋
[1]「M型曲線」：對包含日本在內的若干社會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呈現M型──離開學校進入職場時是第一個高峰，在結婚生子成為主婦後降到谷底，接著在小孩長大、無須照顧後重返職場，形成第二個高峰。M型曲線是現代家庭性別分工的顯著特徵之一。
參考資料
Ochiai, Emiko, 2013, “Introduction: Reconstruction of Intimate and Public
Spheres in Asian Modernity,” in Ochiai Emiko & Hosoya Leo Aoi eds.,
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imate and the Public in Asian Modernity, Leiden: Brill.
Ochiai, Emiko, 1997, “Decent Housewives and Sensual White Women: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Postwar Japanese Magazines,” Japan Review 9, pp.151–169,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.
Ochiai, Emiko, 2023, “A New Vista on Asian Families and Intimacies:
Creating common foundations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within and on Asia,” Families, Relationships and Societies, 12–1: 91–102.
Ochiai, Emiko, 2019, “The Logics of Gender Construction in Asian
Modernities,” Jieyu Liu and Junko Yamashita eds., Routledge Handbook of East Asian Gender Studies, Routledge, 13–35.
Houellebecq, M.著，嚴慧瑩譯（2008），《無愛繁殖》，台北：大塊。
村上春樹著，賴明珠譯（2016），《國境之南，太陽之西》，台北：時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