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為個人觀影經驗中、整場放映過程讓人最不安（unsettling）的電影之一，這篇文毋寧想單純記下關於《衰弱症》的些許想法，權充幫助自己理解這部作品的筆記。
「我們年輕時曾相信：如果所有人都讀了托爾斯泰，我們就能善待彼此。」
或許是過程中影音的疲勞轟炸，讓我在走出光點後、才驚覺《衰弱症》中自己理應十分感同身受的核心命題──沉睡作為逃避現實的手段。關上意識就能暫時忘卻報告的死線與超載的文本量。而如果現實更加荒蕪，我們或許也不難理解，男主角任旁人怎樣拉扯打罵、都不願輕易醒來的決絕。
而導演琪拉・穆拉托娃（Kira Muratova, 1934–2018）拍下《衰弱症》時眼裡的「現實」，又是何種樣貌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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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，戈巴契夫接任總書記，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。被後人視為改革者的他，最初不過是為了處理前人留下的爛攤子──如同《衰弱症》穿插於背景的控訴：自1970年代以來蘇聯的經濟衰敗與民生凋蔽，以及作為背後成因的意識形態先行、乃至政治的貪腐與顢頇[1]。
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政策（glasnost）試圖力挽狂瀾，開始四處敲打蘇聯以往鐵板一塊的政經－社會結構[2]。而他確實努力試過了：統治權力的下放與鬆動，無疑直接瓦解了蘇聯此一政體存在的基礎──絕對的掌控；戈巴契夫為他熱愛的黨（國）親自調製的藥方，最終毒死了蘇聯。
而遺毒也引發了「衰弱症」──電影裡的蘇聯人民，正同時受著肉體與精神的痛苦。戈巴契夫終究未能扭轉國內經濟長年的頹勢，物質條件上的欲振乏力，消磨著蘇聯人民──甚或其他生靈──的肉體。而改革過程中對傳統權威的鬆動、乃至逐步的自由民主，衝擊了蘇聯人民根深蒂固的認知：如此生活三十年，一夕間老師都不老師了。稱其迷亂（anomie）也好、虛無也罷，那是價值體系與精神依託的真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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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是我們終究得回頭探究「衰弱症」（asthenia）其本身──表面字義無非喪失活下去的生命力，對應電影中蘇聯人民斷裂的未來及相應的惶惶。但「衰弱症」難道不也指涉從個人（文本中的文本：黑白片段中的喪夫女醫師）推及集體（彩色片段中蘇聯的「現實」）的歇斯底里症狀？《衰弱症》中充斥突發而不符常理的暴力與激烈反應，蘇聯人民滿載焦慮與負面情緒，場景呈現爆炸邊緣──卻又好像無從迎來、真正一了百了的痛快解脫。
徹底act out的不可能，使「衰弱症」帶有喬伊斯（James Joyce）式「麻痺」（paralysis）的意味[3]：讓蘇聯人民煎熬的不是迸發的火，而是長期積累、癱瘓肉體與精神的毒[4]。觀眾所見的爆炸邊緣，不過是腐爛的氣體造成的膨脹腫大；火焰至少還能淨化，等著蘇聯人民的終究只是緩慢的朽壞，直至徹底瓦解的那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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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情境實在稱不上賞心悅目──讓我回到最初令我不安得動筆、《衰弱症》的「手法」吧。電影中對觀眾構成侵略性的刺耳人聲、過分擁擠而無從分辨說話者與內容的對話、嘔吐般無能停止卻又意義闕如的獨白──全部和男主角的昏睡一般，都是衰弱症的「症狀」（symptoms）。導演穆拉托娃有意識地讓觀眾「不舒服」，讓蘇聯人民的處境作為一種集體病症，被銀幕前的我們深切感受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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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於是，「麻痺」式的衰弱症，促成了男主角在教書時認為該努力去除的、蘇聯人民的自掃門前雪心態。面對主宰蘇聯社會的冷漠，懷抱人文精神作家夢的男主角仍竭力主張一種普世之愛，並換來友人的訕笑：我們不可能教化人的靈魂，頂多只能用暴力管好他們。
「總會有人不喜歡我」──在那場幾乎被週遭嘈雜人聲蓋過的辯論裡，男主角的友人指出普世之愛的不可能。如同漢娜．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主張，基督宗教的「鄰人之愛」無法作為（政治）社群的基礎：我們畢竟無法一視同仁地接納與愛所有世人。而在《衰弱症》裡的蘇聯社會，似乎連善待彼此的微小可能，都消失殆盡了。
所以要徹底沉眠、放棄抵抗了嗎──電影接近尾聲，愛慕男主角的女學生闖進精神病院、救出終日昏睡的他時，說了什麼？「以後我會努力叫醒你的……我很樂意為你煮飯洗衣……所以別睡了，你可以寫小說，可以寫短篇故事，可以寫詩……」
只要成為托爾斯泰，就能拯救這一切──但導演穆拉托娃，顯然並不這樣想：
我願意以此部片向托爾斯泰致敬，因為這涉及我的作品核心理念。他曾提及知識份子的天真，就是相信文化和藝術可以為這個世界帶來轉變，我則認為我們頂多只能去引起人們的注意，去激發人們思考，藉此讓靈魂昇華，提升心靈高度，但是最深層的核心意識是無法被改變的，這部片便是一場體現此概念的悲劇。
於是一切終於徒勞──男主角再次沉沉睡去，怎麼也喚不醒他的女學生，只得任他倒臥空無一人的電車車廂，並一路駛進黑暗之中。再次醒來會在何處、車廂搖晃間的一線光亮是否表示黑暗並非無窮無盡──熟睡者唯一的幸福，便是連這些問題都無須在意了罷。
【註釋】
[1] Tony Judt《戰後歐洲六十年：卷三》
「這時候，使共產經濟陷入癱瘓的缺陷，乃是意識形態所造成而普見於各地的效率不彰。蘇聯集團頑固堅持初級工業產出對『社會主義建設』至關重要，因此錯過了從數量掛帥的生產向密集型高價值的轉變──這是使西方經濟體在六○、七○年代期間改頭換面的轉變。」（p. 230）
[2] Tony Judt《戰後歐洲六十年：卷三》
「戈巴契夫很快就看出，若要在解決蘇聯經濟困境時化險為夷，就得認同蘇聯經濟難題不能孤立處理的觀點。它只是更大問題的表徵。蘇聯的統治階級，基於既得利益，極力想維持遂行指令式經濟的政治手段、制度性工具；蘇聯普見的小荒謬和無日無之的貪腐，正是他們權力的來源。黨要改革經濟，就得先改革自己。」（p. 264）
「真正的經濟改革，意味著得放鬆或廢除控制。這不只一開始就使它所欲解決的問題惡化，還意味著會走到它所說的：失去控制權。但共產主義靠控制來維繫──事實上，共產主義就是控制：控制經濟、控制知識、控制遷徙、意見、人員。」（p. 263–264）
[3] 最近聯經剛好出版James Joyce新版的《都柏林人》（Dubliners），裡面收錄莊坤良老師的〈麻痺：《都柏林人》的文化病理學〉；儘管本文不願也無力將Joyce筆下的愛爾蘭經驗，與《衰弱症》的蘇聯直接比較，「麻痺」的概念本身依然有相當可觀之處。
「喬伊斯看到愛爾蘭人民在英國長期的統治與羅馬天主教的教化之下，生活艱辛，精神苦悶。許多人為追求一個溫飽，被迫在政治上迎合統治階級；同時因生活困苦，反而更加仰賴天主教的救贖。但宗教高於一切的極端表現，反而導致教會腐敗沉淪，人民陷入肉體與精神的雙重麻痺狀態。」（《都柏林人》，p. xliv）
[4] Tony Judt《戰後歐洲六十年：卷三》
「從六○年代晚期到八○年代初期，左右生活者不再是恐怖或限制自由，而是黯淡與單調。小孩越生越少；成人飲酒量變多……而且早死。」（p. 234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