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帶著申請研究所要用的研究計畫，回學校和大學時的恩師K碰面。暌違近一年的對談，研究室開著過強的冷氣，我如常觀察K桌上堆成山的書。
發現老師桌上放著自己也讀過的書是很開心的事情，儘管都是英文版的：韓炳哲的《精神政治學》、Eva Illouz的《為什麼愛讓人受傷？》……某座書山最上面，擺了韋勒貝克最新的小說Serotonin。
是啊、韋勒貝克──畢竟是我想做親密關係研究的重要推手之一，我想到這幾天在IG上發了好幾篇書摘，摘了他的《情色度假村》，摘了韓炳哲的《愛欲之死》──每篇都讓我發得有點心虛。
從《無愛繁殖》一路讀到《屈服》，韋勒貝克對婚家的想像其實非常保守──他的認知完全來自十九世紀、社會學始祖孔德（A. Comte）的那個時代：他期望能有個幫他燒菜、彼此陪伴、共享床第溫存的妻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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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沒錯，他很保守，可是別忘了：《情色度假村》的男主角，當他的伴侶事業比他成功、必須整天在外工作的時候，他是願意待在家裡幫忙做菜的。」K指出，「也就是韋勒貝克認為，這種家庭中的付出是互相（mutual）的，我們沒辦法用單純的父權去解釋韋勒貝克的保守。」
是，我說，我可以讀得出來，韋勒貝克的重點在於，一段關係裡要怎麼付出，才能讓彼此都感受到快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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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樂──當然都是為了得到快樂。最新的小說書名Serotonin──「血清素」──為什麼男主角要吃血清素的藥錠？當然是因為除此之外他從生活中感受不到愛、感受不到快樂，就跟過去二十年韋勒貝克每本小說的主角一樣。
而這也是包曼（Zygmunt Bauman）、韓炳哲、齊傑克（Slavoj Zizek）、乃至更久遠以前的弗洛姆（E. Fromm），對愛情何以使人快樂的詮釋：愛情裡包含自發性（spontaneous）的互相給予、奉獻，乃至某種程度的臣服、示弱、依附──韋勒貝克2015年的小說《屈服》，裡頭借用伊斯蘭教一夫多妻制中、妻子對丈夫的Submission，來緬懷歐洲已不復存在的、愛情裡的相互付出。彷彿當年阿拉伯人為歐陸的黑暗時代帶來文藝復興的光明，這是韋勒貝克慣常的諷刺，最政治不正確的那種。
循著這樣的理路，包曼等人作品裡批判的重點，便是當代親密關係中，這種無條件的付出，如何被追求利益交換的對價關係取代。親密關係的商品化。轉變的原因不一而足：個人主義、消費社會、治理手段從否定性壓迫轉為肯定性收編的新自由主義。
愛情裡自發性的相互付出與臣服──我IG上那幾篇限時動態的書摘，傳達的都是這樣的觀點。但老實說我沒有特別緬懷或感慨的意味，我滿懷不安地發出那幾篇書摘。
因為，不覺得、這樣的觀點，有點政治不正確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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桌子對面的K微微頷首，他理解我的困擾何在。
我看著寫著凌亂想法的筆記本，有些遲疑地說出我覺得「不對勁」的地方：如果愛情的本質包含某種不可言明的默契，某種允許親密與挑逗誕生的模稜兩可（ambiguity），甚至包曼他們說的對「他者」的臣服──這不就跟現在非常強調雙方合意（mutual consent）的「#metoo」運動，剛好處在兩極之上嗎？
這其實是老問題了──三年多前修K的課，那時正值#metoo運動開始延燒、川普與希拉蕊競選美國總統，關於個人意願、性別差異等話題，就已經在課後的閒聊間被討論了太多次。
兩極──我選用這樣的詞語，是因為我想尋找中間點。我某種程度上認同包曼與韓炳哲、甚至齊傑克的觀點：一份必須簽訂契約、言明所有規範的親密關係，想必會扼殺掉什麼吧？但另一方面，英文系給我的女性主義訓練，所有從壓迫之下擠出吶喊的文學作品──那些痛苦、壓迫以及權力結構，也都真實存在。
我想找到具體的解方，這或許是經營IG這幾年的下意識反射：我不能丟下對世界的抱怨就走，我期望自己能帶給所有讀我IG文字的人，一個不致失卻希望的答案。
我們該如何保全彼此的主體性，同時依然懷抱去愛對方的激情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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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完我目前還很模糊的、關於親密關係與#metoo運動的連結，K說起他之前讀到、傅柯（M. Foucault）的晚期研究。「婚姻是建構在夫妻互相的意願與情感（mutual affection）之上」，這樣將親密關係劃進私領域、與公領域邏輯分離的觀念，是到了羅馬時期才出現的轉變。
而在此之前的希臘時代，自由城邦成年的男性公民，如果和年輕的奴隸男孩發生性關係，是可以被接受的。此處無關同性性愛，重點在於「社會地位」──希臘時代的親密關係，是高度鑲嵌在公共的社會關係中的。那是個手握多少權力，就能在性領域享有多少宰制的時代。
「我讀到這裡也有點頭痛，傅柯你是想怎樣？回到這樣的時代嗎？」K說著露出無奈的笑，「可是對傅柯來說，性本來就跟權力緊緊扣連。他的源頭從巴塔耶（G. Bataille）下來，有禁忌才會有逾越（transgression）……」
「不過傅柯本來就認為，權力無所不在就是了。」
一直到稍晚離開K的研究室，我才意識到我們可能碰觸到了一個多麼基進的觀點：如果愛的本質註定與權力緊密相關，這樣一直以來被眾人渴求的「愛」，還會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／想要的愛嗎？身處這個時代，我們需要的是什麼，才能真正滿足情感需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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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我無語的反應，K也沉默了一會，才緩緩開口：「從這個時代來看，很多前一兩個世代的思想家的想法，都是政治不正確……都是有點危險的。」
K抬眼看向我，「有這樣一種說法，1990年之後出生的世代，算是跟『系統』比較合謀的一代。」
也就是說，我挑眉，我們被整合和收編得很好？
「對，相較於前兩三個世代，40年代的巴塔耶，70年代的傅柯，甚至到90年代的包曼……他們的理論往往是與現況（status quo）保持一段距離的，而對於未來，也是提出警告居多。」
「而90年後出生的這個世代，讀他們的理論，能夠真正讀到多少，取決於你與世界有多格格不入吧。」
「與世界有多格格不入，可以說你對現況有多生氣、多無力吧。如果沒有這種感覺的人，頂多只能從他們的理論，讀到我們應該要追求公平正義之類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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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安靜了幾秒鐘。我確實同意K說，我們這個世代被收編得很好這件事。對，我讀過《糖、脂肪、鹽》還有《過度飲食心理學》，因此我會有意識地在心情不好的時候，享受含糖飲料帶來的愉快感。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YouTube影片、虛擬遊戲等其他廣義上的消費品。我讀著批判理論，裡頭明確指出消費社會鼓勵人們用更多消費去解決消費帶來的痛苦，而我如實照做，只是我的痛苦可能是讀批判理論帶來的就是了。
總是這種時候，我會想起法蘭岑（Jonathan Franzen）說過的「要正面攻擊一個陷入危機的文化，偏偏危機就在於不可能正面攻擊文化」。
而法蘭岑談的是身為小說家的職責。我想起整個夏天的尾聲，我花了十幾天寫的六萬字未完成的小說稿。出於英文系文本分析的強迫症，我清楚知道，不管我給那篇作品安了多少意圖探討的核心議題、設計了多少情節上的曲折，整篇小說都只是在尖叫「我好寂寞」這個極其私密的情緒。
單是這樣，就讓我覺得自己果然還離夠格的寫作者很遙遠。好的寫作者不能只耽溺於自己的問題──至少我目前仍偏執地這樣認為。
但至少，那次彆腳的創作，也再次確認了，我果然是為了理解世界而寫小說的。這也是為何我會對電影《燃燒烈愛》的主角有高度投射吧：我們都是同樣在這個「仍被迷霧壟罩的世界」，想用寫作看清些什麼的人。
──或許學術上不怎麼努力的鑽研，也是為了同樣的理由吧。看著我那坑坑洞洞的研究計畫，K溫和地指出我不成形的問題意識，「情感，」他在一連串的討論末尾說著，「這確實是一個很不同於社會學研究常見的切入點，相較於性別、國族、階級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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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點點頭，舉起雙手比出兩個處在不對稱高度的矩形。一邊是我個人想解答的疑問，另一邊則是適合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問題。我很清楚兩者之間有著明顯的落差。
落差──當我個人從當代的親密關係中，感到寂寞的時候，我其實無法確定，「我們」是否也同樣感到寂寞。抽樣與代表性的問題：這個適合做成社會學研究的「我們」是誰？該以世代、性別還是階級劃分？
寂寞，到底是「我」還是「我們」的問題──或許終究只是我，與世界格格不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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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K告別、走出社科院，外頭初秋的夜晚還比研究室溫暖些。一旁的廣場有搖樂社的期初成發。兩年前在同樣的地點，看了剛要火紅的老王，而現在的我，已經覺得自己好老好老了。
但我還是想知道，知道這個世界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。儘管我可能與它格格不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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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世界在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它是那樣之前，就已經是那個樣子了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