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是這些人，這些最後關燈的人，最能引起我的興趣，或許因為他們有助於訴說我的一部分故事，或許也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故事遭到忽略，儘管重要，卻被視而不見。地方不可避免位於這些傳記的核心，因為就算只剩下地方本身，地方依然會繼續述說故事。
《惡托邦記：核城市到鐵鏽帶，未忘之地的歷史》（Dispatches from Dystopia : Histories of Places Not Yet Forgotten, 2015）是歷史學家凱特．布朗（Kate Brown）的文集，回顧她學者生涯中走訪過的各處「荒原」。
荒原是如何誕生的──《惡托邦記》的魅力之一，來自布朗別出心裁的書寫，賦予了失去故事的荒原吐露身世的機會。面對被遺忘的大地，單憑歷史檔案往往力有未逮，她必須同時援引眾多參與「荒原製造」的行動者，方能為眼前的無名之地立傳：凋亡住民的口述碎片、逐步解密的政治文件、土壤與空氣中肉眼難辨的分子……
一路走過眾多荒原，布朗體認到史學傳統的侷限，對研究生涯有了更深的反思，也終於從中看清：自己生命的「歷史」如何引領她走上這趟荒原之旅──《惡托邦記》的魅力，在於它不僅是無名之地的、更是作者布朗自己身為一位研究者，有血有肉的「傳記」。
──走過哈薩克與烏克蘭「右岸」，乃至孕育自己的美國鐵鏽帶等「現代主義荒原」，布朗體悟到歷史學科的侷限究竟為何？又該怎麼樣，才能更好地述說這些荒原的故事？
一、 檔案館：不在場的歷史
在作為全書導論的第一章〈親臨現場〉中，布朗反思了她所受的歷史學科訓練：「史學界對於第一人稱敘事避之唯恐不及，部分是因為坦承自己親臨現場，會讓自己的客觀性與正當性遭受質疑。」透過第三人稱觀點這種哈拉維（Donna Haraway）所謂「上帝的戲法」，史學書寫得以跳脫現場的時空，維持超然的客觀性。
然而，史學書寫對研究者「在場」的刻意掩飾有其盲點。布朗指出：史學界缺乏人類學界對「觀測者效應」（observer effect）的反思──參與式觀察中，觀測者的在場，可能會改變被觀測者的言行。而人類學家採用的應對方式，是將取得資訊的過程與脈絡，同時提供給讀者，讓讀者自行判斷上述脈絡，是否、或如何影響人類學家獲得的觀察結果。
另一方面，史學書寫追求的「超然」立場，等於漠視了研究者本身的條件，如何從發想問題意識開始，便一路影響他們尋求答案的過程──有些疑問孕育自研究者的過往生命，而他們本身的「階級、文化、種族、公民身分、性傾向或性別」等屬性與侷限，也不時影響史料的獲取。如《惡托邦記》第五章中，布朗因為身為女性而無法進入烏曼的猶太會堂，卻也因為美國人的身分，得到當地警察提供的另類門路。
儘管如此，歷史研究對「現場」的抗拒有其道理──現場往往無法呈現具「可見性」的歷史。物換星移，無論多重要的歷史現場，通常只剩下廢墟與殘骸，「所有的結構與秩序都被抹滅。」散落一地的往日碎屑，從中拼湊出的故事有太多衝突的版本，能在不同目的下，被「策展」（curate）出各自的敘事脈絡──第三章〈車諾比禁區：（不）可能的歷史〉中，布朗追著精彩的網路文章來到車諾比，才發現文章中的繪聲繪影，不過出於作者私自的「場面調度」。能將「史料」放進武斷敘事脈絡的，不只有史學家──還未受到揀選與研究背書的現場，因此讓歷史研究者敬而遠之。
因此，儘管揀選的過程無可避免地反映出權力結構與知識生產之間的張力，史料仍需經過檔案館的整理等大量幕後工作，才能在時光的漫漫長河中劃出一方可供參照的框架。如同布朗引用拉圖（Bruno Latour）的觀點：「能見度是許多不透明與不可見的事物所構成的結果。」對比現場的混亂，檔案館提供的「可見性」，讓歷史研究得以「主張過去的謎團深埋在檔案館的倉庫裡，這些謎團即使是親身經歷事件的人也無法得知。這種探索賦予了歷史學家權威與重要性。」
既然如此，為何布朗會在《惡托邦記》中提出以下主張：
把地方定位成檔案館；把敘事者安放在地方之中，讓敘事者對所有遭到損害與扭曲的性質進行知性的探索；親臨敘事現場。
地方──為何要冒著危險去到現場：迷失在混亂敘事中的危險；去到「鐵道另一邊」的危險。是什麼樣的研究歷程，讓布朗主張必須將「地方」引進史學研究中，填補檔案館的不足？讓她「花了幾年的時間才了解，最大的謎團不在檔案館裡，從來都不是。」
──在「荒原」上的那幾年，究竟讓布朗體認到什麼？
二、 地方：檔案館之外
檔案館提供了清晰可見的史料，然而，不是所有地方或人的歷史都有機會建檔。「面對文盲、社會邊緣人或歷史遭到刻意抹煞的人，要透過文字記錄恢復這些人的歷史往往成效不彰。」布朗在《惡托邦記》裡走過的「荒原」，其實就是遭受不同形式的暴力破壞的各地社群。從社群中「被連根拔起的人」從此喪失完整的語言與身分認同，淪為「不可靠的敘事者」（unreliable narrator）；他們的歷史「遭到錯置、偷竊、破壞或掩埋」，注定「下落不明」（MUF, missing unaccounted for）。
這些未建檔的荒原，逼迫研究者去到當地，也讓布朗建立起她的方法論：將「地方」視為未經處理的原始資料，寫作者的敘事則成為揀選、反思這些資料的過程。而這並非什麼舒服的研究過程──布朗的文字不時呈現揀選時的掙扎、無法為彼此衝突的觀點提供詮釋的狼狽。相較於自信、具一致性的敘事，布朗因而自嘲她採用的是「懦夫」的觀點。
然而，這樣的「不舒服」或許是必要的。如果真如巴赫汀（Mikhail Bakhtin）所說：「敘事形式是作家為了支撐某種知識而創造的空間。」那麼布朗的敘事應該更貼近巴赫汀主張的「複調」（polyphony）：透過思想和語言的眾聲喧嘩，「保證了永久性的思想革命，防止出現『單一的真相語言』。」相較於布朗引用羅蘭．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，點出「神話」如何透過將事物放進純淨的一致性敘事，進而使「詮釋」成為武斷的「事實」；她的敘事形式，或許能在權力結構與知識生產的關係中，創造出更多反思的餘地。
將「地方」視為新的資料來源，一方面是為了填補檔案館的不足，讓布朗必須「追隨前現代史家……解讀地方、地質學、氣候、動植物群落、民間傳說與宗教儀式」；另一方面，也出自方法論上的「空間轉向」（spatial turn）：「探討空間安排如何形塑人類、自然與動物世界」，不再將地方視為「既存的」、「承載人類互動交流的中立容器」。人類不再是歷史舞台上唯一的演員，大地（terra firma）不再如我們過往認知那般靜止於人類行為之外──土壤、空氣、水源與植被，都成了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要角。
某些荒原的身世，不只無法仰賴檔案館解答，更得讓上述「空間」裡的成員共同發聲，方能清楚述說。這一點充分體現在《惡托邦記》的第四章〈克什特姆，身體的祕密〉中──布朗走訪前蘇聯境內的城市，追尋蘇聯第一座鈽提煉廠的故事。來到當地後她才發現：後冷戰時期的檔案解密，以及網路時代資訊的公開流通，讓曾被國安機制重重保護的核武資訊，不再是祕密。真正的祕密，來自更近在眼前的、當地居民的身體。
「身體的祕密」是什麼──當地居民急著向布朗展示各種診斷文件，以及佈滿傷痕的身體，為的是討一個說法：數十年的早衰、流產、白血症、甲狀腺疾病──真正的祕密關乎受苦的身體，需要被解答的是「數十年來暴露在提煉廠放射性廢料之下的人體謎團。」
官方說法的莫衷一是，讓當地居民身體的苦難成為長年的謎團，也讓布朗好奇：是什麼形塑了蘇聯的科學實作，使當地居民半個世紀得不到答案？而隨著冷戰結果出爐，蘇聯的核子科學被「勝出」的美國版本取代，後者卻也無法提供當地居民一個合理的答案。
作為一門「自然」科學，核子科學給人的印象，時常是研究者站在（社會）主體的位置，研究外在於他們的（自然）客體。然而，主體與客體、我群與他者所處的「社會」及「自然」並非斷然的二分。自然並非獨立於人類文明之外、靜待我們發掘的不變客體：人類文明的建構，本身就需要動員自然中眾多的「物」；而人類此刻身處的社會秩序，也決定了我們眼裡自然的樣貌。
近代的核子科學史本身，就能說明上述自然與文明的混種關係。對人類來說，在1898年居里夫婦的實驗以前，鐳並不存在於「自然」之中；如同鈽──冷戰核武競賽的核心、蘇聯與美國鈽提煉廠周遭居民一生的重擔──也是到了1940年才被「發明」。地球上的鐳與鈽原本只以極少的痕量（trace quantity）存在，現在「自然」中的這兩種元素，來自人類的發明。我們不只「發明」自然，更讓這些「自然」回頭構成我們的「文明」──放射性同位素隨著二十世紀中期的核試爆散落在大氣中，隨著鈽提煉廠的汙染物排放，沉積在週遭的土壤、水脈與居民體內，更隨著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宣傳，進入我們的文化想像。
有些「自然」的樣貌，不只來自人類的發明，也取決於當下文明的條件。鐳在二十世紀初期最主要的用途，是製造發光塗料：當時的工廠女工用舌頭舔舐塗料筆刷、將這些新奇的發光顏料塗在身上──那時候鐳的樣貌，還不是後來讓這些女工痛苦罹癌、引發世人警覺的危險放射性物質。同樣地，作為「自然」的一份子，鈽的性質、對人體與環境的影響，難道不該像太陽東昇西落、蘋果隨地心引力掉落這些自然現象一樣，放諸四海皆準嗎？為何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，會有截然不同兩套應對鈽的實作？為何鈽是否安全的標準，會隨提煉廠趕工的需求而隨時更動？如果知識論（epistemology）關乎的是事物在人們眼中的樣貌，那麼從上述歷史回顧中，可以看出知識論問題時常取決於當下社會、政治的條件，「知識論問題也是社會秩序問題。」
「沒有科學能自外於它實作的網絡」──如同布朗點出，「暴露劑量」與「安全閾值」等核安相關的科學討論，如何在冷戰核武競賽氛圍中「泛政治化」：「這些討論是為了反映危險化學物質與放射性物質的可接受暴露範圍，還是為了允許產業繼續生產有毒產品與廢料。」美蘇的社會秩序決定了兩國各自的科學實作，而冷戰的政治鬥爭結果，又進一步決定哪一個版本「勝出」。
對蘇聯來說，研究人員的當務之急，是確保受過訓練、有價值的提煉廠員工，能夠身體健康地繼續生產工作。然而，在史達林保密主義的氛圍之下，研究人員無從得知提煉廠產能、以及相應的環境暴露劑量，只能聚焦於他們眼前唯一的資料來源：受暴的人體。蘇聯因此累積了龐大的資料庫，記錄人體長期暴露於放射性同位素下的廣泛症狀。
相較之下，冷戰後成為主流的美國科學實作，重視的是不同面向。作為開放社會的美國，不僅無法像蘇聯一樣秘密記錄提煉廠周遭人員的身體狀況，更得注意公眾輿論──美國因此將研究聚焦於提煉廠周遭環境的監控，以向大眾提出安全保證。同時，美國研究輻射暴露的「保健物理學」（health physics）相信「閾值」假設：只要低於一定劑量，即使長期暴露也是安全的──儘管這樣的假設本身難逃前述「泛政治化」的嫌疑，也在後續研究中越來越站不住腳，長期暴露與人體廣泛影響之間關係的討論，至今仍未出現在美國對核子職業傷害的裁定中：
……「沒有所謂在暴露閾值之下，低濃度游離輻射是無害的證據。」此外，除了癌症，也證明了低劑量暴露「會對健康造成其他退化性影響」，但這些洞見並未整合到法律訴訟規則之中。
因此，相較於蒐集了大量長期受暴人體資料的蘇聯，美國重視的是放射性同位素對環境的影響，同時出於「閾值」假設，而「對於身體長期暴露在低劑量輻射產生的影響並未深究。」接著，布朗進一步指出另外兩個原因，解釋美國為何忽視輻射對人體造成的廣泛影響。首先，美國的保健物理學建立在單一因果關係的邏輯上：「單一的放射性同位素攻擊單一的身體器官，產生獨立的疾病。」美國的保健物理學脫胎自毒理學（toxicology）──研究外在因素如何對生物有機體產生危害的學科──而毒理學又發展自十九世紀晚期的病菌說。
在病菌說出現前，醫學界普遍相信疾病來自環境對人體的廣泛影響：蒸氣與溫度都可能影響我們的健康狀況。而病菌說改寫了上述理解，讓學界不再研究人體與環境之間的複雜互動，轉而聚焦單一的外在致病源。人體與環境作為各自獨立的主體，被劃分進不同的研究領域；即使美國能夠精確追蹤放射線同位素在環境中累積與移動的路徑，研究領域之間的區隔，依然「使環境變遷與人類健康的變化之間難以產生連結。」
另一個造成上述「身體盲目」的主因，來自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環境運動。當年的運動分子無法證明DDT對人體的影響，因此轉而將運動策略聚焦於DDT對動物與自然環境的危害。自此，「活動分子便不再關注受環境災害威脅的人類，轉而聚焦於土地、動物與財產。」而如同布朗進一步點出，受暴於環境中的身體消失在研究視野中的現象，不只發生在保健物理學，更是近年眾多醫學、職業傷害與環境污染研究中共通的盲點。
檔案館裡封存多年的並非最難解的謎，官方統一公布的數據中也不見受苦的身體──研究者必須親赴現場，才能循「身體的地貌」述說那些疤痕與早衰的故事。而一致性的敘事還有另一種危險：權力結構背書了檔案館的揀選，而透過拉圖所謂大量幕後工作產生的除了「可見性」，還有不可見性──要讓這麼多受苦的身體消失在乾淨一致的官方敘事中，如此武斷而「單一的真相語言」，讓荒原失去真正的故事、回頭被造就自身的暴力──權力結構──收編。
──而布朗的荒原之旅，讓她學會指認造就荒原的暴力、指認一致性的敘事如何收編，也讓她意識到：自己的生命歷程，就是從一個現代主義荒原開始的。
三、 「鏽墟」與「反向的檔案館」：（抵抗）一致性敘事
在第七章〈鐵鏽帶，返鄉憶往〉中，布朗回顧了她成長的現代主義荒原──美國鐵鏽帶城市埃爾金（Elgin）。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中，是埃爾金作為世界鐘錶重鎮的輝煌歲月：全球產能第一的鐘錶工廠，為埃爾金帶來豐厚的福祉與經濟成長。然而，當鐘錶業隨著二十世紀中期美國的製造業外移──如同一百年前追著更廉價的土地與勞力來到埃爾金──這座城市的經濟陷入停滯；與此同時浮現的眾多社會問題，更加深了埃爾金的困境。
當初為了吸引產業進駐而放寬的環保規範，在產業外移後徒留被汙染的河川。城市的人口組成與分布也日漸複雜：拉美裔與墨西哥非法移民開始湧入，同時出現的還有越戰後逃來美國的寮國與柬埔寨難民；而一九七〇年代美國精神疾病的處遇經歷去機構化浪潮，大量鄰近機構的病患回到社區接受藥物治療，他們的身影也成為埃爾金的日常風景之一。最終，當芝加哥的郊區開始往埃爾金擴張，整潔嶄新的中產階級住宅區與商業中心，圍繞著的是已然破敗凋敝的市區。
──這是布朗成長經驗中，「處於半荒廢狀態，社區也被夷平、粉碎與布滿彈孔……卻從未遭遇過戰爭」的「現代主義荒原」。日後成為歷史學者的她，回首自己的學術旅程，原來也「一直記述著環境、人口與經濟上的反烏托邦。」而布朗認為這並非對自身過往的反諷──埃爾金的童年經歷，讓她理解「地方」如何深刻影響人們訴說生平的方式：那些對逃離的渴望、憂慮的話語──乃至失語。
「人們失去自己的地方時，往往因此受苦」──這份對荒原的理解與親近，讓布朗採取「傳記」這類帶有自傳色彩、令史學界避之唯恐不及的文體書寫：一來傳記得以乘載個人情感與經驗──這些積累賦予了布朗對「地方」豐沛的敏銳度與感性，也讓她敢於指出史學界對超然立場的偏執。而二來對布朗走過的眾多「無名之地」來說，傳記讓這些被破壞、徒留真空的社群，得以「重新校準被粉碎的認同，在文化地圖上重建自己。」
另一方面，布朗將尚待發掘的「地方」作為原始資料、以重新訴說荒原的故事，也是為了抵抗一致性敘事。在走訪各地荒原的「黑暗觀光」中，布朗並不孤單──鐵鏽帶從社會經濟的歷史痕跡，轉化為某種當代美國的文化樣板。許多人熱衷於探索鐵鏽帶廢墟，透過實地闖入、戲劇取景或成冊的攝影集，消費這些「空蕩蕩的失敗景觀」，彷彿當地已不再有人居住。
即使廢墟景觀中出現居民──如布朗引述加拿大小說家道格拉斯．柯普蘭（Douglas Coupland）創造的詞彙「底特律碎屑」（Detroitus）──也無關對他們生命細節的側寫，僅是為了佐證創作者的觀點：讀者無從得知鐵鏽帶居民如何生活，只會看到「……一千萬個靈長類動物……毫無臉孔與毫無聲音」，為的是描述北美製造業外移後、以服務業為核心的消費生活如何讓人厭倦。
乾淨、空無一人的廢墟，才不會反抗人們的凝視，可以做為敘事上一致的「整體」，被任意詮釋──這是布朗所謂帶有戀物性質的「廢墟攝影」（ruin porn），供人窺探、視作美景、化為譬喻，甚至收編進下一輪資本的流轉週期：「不斷移動的資本是一種賦予秩序的機制」，因資本撤出而破敗的荒原，成了供下一波資本開疆闢土的新邊疆，「在某些時候，即使是進步造成的破壞也有利可圖。」儘管這美好敘事中的荒原依然杳無人煙──沒有在企業掠奪、縉紳化（gentrification）過程中失去一切的受苦者；被消耗殆盡的廢墟，如今重新成為可被消費的對象。
高速公路的盡頭、民營鐵道的廢站──社會將荒原的失敗隱蔽起來，而「廢墟攝影」則提供誘人選項，讓人在安全距離外窺探。「廢墟攝影」所揭露的「真實」，看不見廢墟中的受苦者，也自然無從察覺「創造這些地方的暴力卻經常無聲無息地作用著。」相較之下，布朗則主張「懷鏽情緒」（rustalgia）──將臉孔與聲音還給鐵鏽帶居民，如同她在《惡托邦記》全書中走過的其他荒原，正視所有「被粉碎的認同」，乃至「失去自己的地方」時的「受苦」。埃爾金或底特律的破敗並非來自劇烈直截的戰亂，而是「低分貝、緩慢累積……的暴力」，瀰漫在居民間的，則是布朗熟悉的「潛伏的、深刻的與蔓延各處的失落感。」
全球流轉的資本週期所賦予的，是本質化的統一秩序，「設立基準來區分成功者與失敗者。」而布朗實際踏入的「地方」，則是「被全球潮流穿越的事物，是反本質的，不具備明確疆界，而且是動態的。」在荒原居民流動而複雜的臉孔上，讀者看到他們各自的哀愁、韌性及苦中作樂。「廢墟攝影」將鐵鏽帶化約為一則文化隱喻，以支撐下一波成長終將歸來的進步神話；「懷鏽情緒」則直面地方在資本週期間承受的破敗，點出「長期相信經濟持續成長是必要的想法有多麼粗略。」
資本週期與「廢墟攝影」帶來化約的秩序及敘事，本質上都是一種暴力；製造荒原與製造歷史背後的力量，相輔相依──權力結構與知識生產之間的張力。布朗深入「地方」、仰賴「不可靠敘事者」打造出的「懦夫」觀點，就是要抵抗一致性敘事的化約與消音。而《惡托邦記》的第二章，則記錄了另一種抵抗一致性敘事的路線。
在第二章〈巴拿馬飯店，日裔美國人與無法壓抑的過去〉中，布朗走訪西雅圖的巴拿馬飯店。這間飯店位於當地曾經的「日本町」；1942年，居住於此的日裔美國人在未經審判下被定罪為「敵國僑民」，七千人被迫拋棄家業，囚禁於愛達荷州的監禁營。而巴拿馬飯店的地下室，在過去半個世紀，儲藏了他們帶不走的家當──戰後獲釋的日裔美國人沒有來取回行李，「監禁後，這裡的日本人社區再也無法恢復了。每個人都四散到其他地方。」
當年美國官方提供的「神話」中，這批日裔美國人受到的是保護與安置。然而，神話的編織需要維持距離──如羅蘭．巴特指出：一旦拉近距離、讓細節浮現，神話與「廢墟攝影」這類乾淨一致的敘事就會崩解。
而距離也來自時間──二戰已遠，漫漫歲月讓美國社會得以生長出對「日裔美國人監禁」的諸多詮釋：從保護與安置的官方神話，到對美國自由精神的反省，乃至最終成為多元文化社會的催化劑──各個版本的詮釋，反映了當下美國政治與文化浪潮的「需求」。當巴拿馬飯店在塵封了大半個世紀後被重新發現，當地的博物館與檔案館人員，希望飯店老闆交出行李，供他們建檔、保存，以為「大眾的記憶」背書。
「但誰才是這些記憶的擁有者」──巴拿馬飯店第三代老闆珍．強森（Jan Johnson）選擇原封不動地保存那些積塵的箱子與雜物，打造「反向的檔案館」：檔案館會依當下需求揀選史料，並在消毒、整理過的史料背書下，創造出具一致性的敘事。而巴拿馬飯店的地下室做為「地方」，雜亂但確實地凝結了1942年日裔美國人離開西雅圖的瞬間；不論美國社會看待此事件的方式如何變動，想一探這段歷史的人，都能去到那裡，以自己的雙眼見證：
她教我如何拿起這些物品，感受這些物品的輪廓，然後再將它們放回原處，而非將它們包裝在嶄新、縝密架構的敘事裡。強森拒絕博物館的請求，她採取的藝術形式讓這些失落與被遺忘的物品從國家、種族與社群敘事中解放，使這些物品能向認真追尋它們的人傳達（或不傳達）專屬的訊息。
巴拿馬飯店的地下室，既是製造荒原的權力結構運作的後果，本身也以「反向的檔案館」姿態，抵抗製造歷史的知識生產體制。出身荒原，又走過眾多被暴力連根拔起的社群，讓布朗對製造荒原與歷史背後的力量格外警覺──但她畢竟仍是個歷史學家。不論布朗去到離檔案館多遠的「地方」，身為知識生產體制的一環，她終究得在遍地矛盾與破碎的荒原上，揀選史料、留下屬於她的敘事。
走出檔案館、奔赴地方的初衷，正是為了彌補檔案館面對荒原的力有未逮，並抵抗一致性敘事的收編──布朗又該如何拾起暴力肆虐後留下的記憶碎片，而不讓她的揀選與書寫，成為另一種暴力？
結論：至真理的門前
想讓荒原的歷史被重新理解，又怕為了提供能見度而劃出的框架，過份化約了複雜的現實──這樣的兩難，凸顯出一致性敘事的誘人之處。在第三章〈車諾比禁區（不）可能的歷史〉中，網路部落格作者「埃蓮娜」撰寫她探索車諾比荒原的經歷，讓布朗也為之吸引──埃蓮娜堪稱她的研究典範：親臨現場，卻還能留下完美的敘事。
而這也是埃蓮娜露出馬腳之處──親臨現場遭遇的龐雜現實，讓敘事不可能乾淨一致。埃蓮娜的自信文筆，恰恰來自她根本沒去過車諾比，因此「不需面對那些可能模糊她的愛國主義、犧牲與受苦的麻煩現實。」而埃蓮娜想以乾淨敘事捍衛的「愛國主義、犧牲與受苦」，也可以置換為《惡托邦記》第二章中日裔美國人被「保護」的神話，置換為第四章中慢性輻射綜合症不存在的官方診斷，置換為第七章中替全球化資本主義背書的「廢墟攝影」。
追著埃蓮娜文章來到車諾比的布朗，對於她形同欺騙的行為，竟產生了同理──非虛構學術寫作所採用的，也是類似的敘事模式：「前後一貫而穩定的主體，可以完全讓他人與自己所理解。」學術寫作──檔案館──為了劃出可被理解的框架而做的幕後工作，所有的揀選乃至「策展」，其實與埃蓮娜並無不同。
所有對「過去」與「真相」的探究，都有研究者介入創造的痕跡，布朗因而主張史學界對「超然」立場的堅守，反而徒增盲點──指出埃蓮娜與自身學門間的相似，不是為了抹消歷史研究的貢獻，儘管通往真相的道路，確實困難重重：檔案館的武斷與地方的破碎，讓布朗理解到歷史研究的高度主觀性──我們能得到的，僅是隨時都會改變的「臨時真相」。現場的矛盾一再衝擊她敘事的自信，而以研究者的身分面對荒原上的受苦者，也往往讓她愧疚：自己不過正以研究之名，（再度）消費對方。
《惡托邦記》中的文章，多半寫於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；在當時，權力結構與知識生產之間的糾葛早已不是新鮮事，而對「真相」的探究，也在後現代浪潮中顯得曖昧。如今二十一世紀進入第三個十年，人工智能的深偽（Deep Fake）技術，讓網路世界的「埃蓮娜」們更加難以識破；而全球大疫、地緣政治下的軍事侵略，製造荒原的力量似乎也未曾減弱。
──當年布朗面對的難題，如今延續到我們手上。而儘管困難重重，布朗不想放棄歷史學者探究真相的職志：那些被檔案館排除、荒原上「最後關燈的人」，並非不值得或無法記述。我們只能像電影《潛行者》（Stalker）中的探險者那樣，格外小心地踏入禁區；不只因為現場就如車諾比一般，雜亂而充斥「眾多彼此衝突的歷史表述」，更因為歷史學家「處理的是強大的力量──知識、文字、曾經存在過的濃縮生命經驗。」
而懷著謹慎乃至內疚，歷史學者能做的，不過是在遍地破碎間盡力指出一條道路，「引領旅人們來到真相的門檻前」──門後不存在擺放唯一真理的房間，卻不代表一路謹慎的探尋，因此毫無意義。
參考資料
Brown, K. 著，張家綺譯（2019），《鈽托邦：失去選擇的幸福與核子競賽下的世界墳場》，台北：行人。
Brown, K. 著，黃煜文譯（2021），《惡托邦記：核城市到鐵鏽帶，未忘之地的歷史》，台北：左岸。
Latour, B. 著，余曉嵐、林文源、許全義譯（2012），《我們從未現代過》，台北： 群學。
Moore, K. 著，高紫文譯（2021），《鐳女孩：二十世紀美國最黑暗的歷史與一群閃亮的女孩改變世界的故事》，台北：商周。